“绍派伤寒”有特色，俞氏底定“通俗论”

江南古城——会稽（今绍兴市），为古越之都城。此地《禹贡》称其隶杨州之域，少康封其庶子无馀“于越”以奉禹祀，始以“越”称；秦并天下，改为会稽郡。唐以后，则称越州。宋绍兴初，高宗南渡，扈跸龙山，命升州为府，而冠以年号，此“绍兴府”之所由来。

绍兴，城外有禹王陵、兰亭、东湖、鉴湖、会稽山、越王陵寝等，均为风景如画的历史遗址，堪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而城内更有龙山越王台、沈园、青藤书屋、三味书屋、鲁迅纪念馆、和畅堂等，又都存丰富的人文史实，真是“人杰地灵”，确系“文物之邦”。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扎实。从夏禹治水、越王复国、王羲之以文会友、陆游遗恨、徐渭寄迹、鲁迅读书、秋瑾革命等等，无不蕴蓄了绍兴厚实的文化内涵。

医学与文化相依连，历代载录的绍兴名医有王充、裴宗元、陈师文、徐用诚、张景岳、赵晴初、高学山、章虚谷、俞根初、何秀山、何廉臣、傅赖园、胡宝书、杨质安、曹炳章、裘吉生等约150余位，他们或主“养生”、或究“医经”、或尚“临床”、或专“温补”，尤其以治“伤寒”学及实践者，从实际出发创立独树一帜的“绍派伤寒”，为热病、感证的论治丰富了内容。

“绍派伤寒”的确立，首先要推崇的医家应是俞根初。俞根初，名肇源，因其排行第三，故人们称之曰“俞三先生”。系山阴（今绍兴）人，清代乾隆——嘉庆间著名医家（生于公元1734年，卒于公元1799年，享年66岁），其先世祖俞日新公，早在明朝洪武间即有医名，传至根初则已十代余。俞氏幼承庭训，因其生性颖悟，加之谦逊好学，故弱冠即通《内》《难》，而于“伤寒”一门，则更显功夫。他首先研读仲景之书，继则考究方中行、陶节庵、张景岳、吴又可诸家之说，并参合临床，融会贯通，乃深得其中要领，故凡论病议证，恒多卓识，行医40余年，屡起沉疴、力挽危夷。毕生因忙于诊务，故无暇著述，仅就其临证心得，记录、编撰成册（手稿3卷），名之曰《通俗伤寒论》，邑中习医者争相传抄，后经同邑名医何秀山氏整理、评按，并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7年）付梓。嗣后，何廉臣再予勘订，陆续刊载于《绍兴医药月刊》（公元1928年），因廉臣于公元1929年谢世，全书未竟；越3年，由曹炳章补苴续成，并由上海六也堂书局正式出版。

俞氏之《通俗伤寒论》所述，系有鉴于绍兴临江滨海，所处地卑，气偏乎温、湿，加之人们善饮，故凡居其地感邪而为病者，见证自然与中原（黄河流域）地区之感证迥异，亦当与吴中所发之温病、瘟疫有别。书中明确提出“浙绍卑湿，凡伤寒恒多挟湿”，夫湿为阴邪，可从寒化，当“于辛温中佐以淡渗者，防其停湿也；湖南高燥，凡伤寒者最易化燥，仲景于辛温中佐以甘润者，防其化燥也。辛温发汗虽同，而佐使之法则异。”于是，结合临床之经验积累，创订了不少清灵稳当的效方，诸如玳瑁郁金汤、羚羊钩藤汤等均是。全书共载录101方，堪称“方方切用，法法灵通”。是书颇多灼见，无愧乎是一部诊治热病、感症的专门著作，即使对后世之治学，亦多启发。故近贤张山雷氏称本书为“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老医宿学，得之而扩充见闻，即后生小子，又何往而不一览了然，心领神悟。”

“绍派伤寒”，底定于俞根初。首见于俞氏所著《通俗伤寒论?序言》中明确提出：“吾绍伤寒有专科，名曰‘绍派’。”并称“其学说源于仲景、介宾，以擅治热病，辨证重湿，施治主化，立法稳健多变之特色，著称于杏林。其与吴门之温病学派虽同治热病，但其辨证纲领及论治内容却迥然不同，而又与一般仲景学派相异，自成一体。”

考自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后，评注、阐述者甚众，然大多以经释经、因古述古，终未能脱离却桎梏。逮明代张景岳（介宾）《伤寒典》问世，其诠释伤寒，强调了“今时皆合病、并病”，主张古方与新方随宜而施，用古法当“通变”之。故徐荣斋老尝云；“绍兴述伤寒而能法古宜今，并足以继仲景而昭来兹者，当推会稽张景岳”。张氏立论，大胆创新，为“绍派伤寒”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基于绍兴的地理、气候、民风习俗等多种因素，人们感时邪而发病者，当有温、暑、湿、寒诸异。然而，绍兴医家统称之曰“伤寒”，但又分别按临床见证冠名曰“漏底伤寒”“夹胀伤寒”“夹痛伤寒”“大伤寒”“小伤寒”“脱脚伤寒”“暑湿伤寒”“湿温伤寒”等等，这也正是绍兴医家“通俗”之处。俞氏《通俗伤寒论》详尽论述，故“绍派伤寒”实由此而底定也。继俞氏之后，有任洬波、何秀山、章虚谷、何廉臣、胡宝书、傅赖园、曹炳章、裘吉生等名家，分别从理论到临床，加以扩充，使“绍派伤寒”渐臻完善。“绍派伤寒”，以其通俗易懂、切实可法，且有不少临床医家，其治病之疗效卓著，而为当地民众所认可。从有关医著、遗案及医疗轶事研究，“绍派”也确有其特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