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临证——探索名老中医读书之路（六）

刘更生 颜纯淳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

蒲辅周先生临终前曾告诫其子：“我一生行医十分谨慎小心，真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医首先要认真读书，读书后要认真实践，二者缺一不可。光读书不实践仅知理论，不懂临床；盲目临床，不好好读书是草菅人命。你要牢牢谨记！我的一生就是在读书与实践中度过的”。的确，读书与实践(临证)，二者不可偏废，是学习中医必须终生坚守的原则。

学医之初，通常是先读书、背书，打下基础，然后临证，这是大多数医家走过的共同道路。张珍玉先生说：“背诵原著，学习理论是重要的，是基础。但理论必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才能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也才能变成有用的活的理论。”

接触临床后，仍不能忽略甚至放弃读书，而是应养成边临证、边读书的习惯，这也是大多数医家成功的共同经验。袁鹤侪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昼以医人，夜以读书，锲而不舍”。曹炳章先生“清晨看书是起床后第一要事。中年以后，凡诊务稍闲，便手不离卷，直至晚年，毫不松懈”。彭静山先生回忆自己行医之路时说：“做为一个医生，必每天治病，每天读书。治病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治病，两者联系起来，学以致用，这是我的经验。”路志正先生独立应诊后，“凡日间疑似难辨、立法处方无把握者，则于晚间研读有关书籍，即是古人‘白天看病，晚上读书’的方法。”岳美中先生“几十年的生活，基本是‘日理临床夜读书’，临床常无暇日，读书必至子时”。即使六十岁以后，先生仍坚持“温课”，并以“要有恒”、“有专一”、“要入细”等作为自我约束的“自律”。

读书与临证，有时还可以集中一段时间交替进行。蒲辅周先生刚开始应诊时，由于家传的缘故，求诊的人较多，有有效者，亦有不效者。尽管病号接踵，先生还是决心停诊，闭门读书三年，把《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熟读、精思，反复揣摩，深有领悟。如此以后在临床上方能得心应手。他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所在。”

临证读书与初学读书有所不同，除了经典著作仍须钻研外，临床类及医案类著作尤为重要。

张伯臾先生在诊病之余，“深入研读东垣、丹溪、景岳等名家医论及《名医类案》、《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指南医案》，并常置《类证治裁》于案头，随时翻阅”。后来，遇到疑难杂症增多，以平时熟用之法取效不多，“遂再次攻读《千金要方》。随着阅历的加深，读起来就别有一番感受”，并探索出一些治疗疑难杂症的思路。

路志正先生除根据临床出现的问题针对性地读书以外，尤其喜欢阅读医案，“如喻嘉言《寓意草》、《章楠治案》、《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指南医案》等，以提高辨证分析能力，从前人验案中得到启发。前贤谓读书不若读案，确有一定道理。”

谭日强先生“每日利用诊余时间，或温旧课，或读新书。所谓新书，是指何廉臣、恽铁樵、陆渊雷、张锡纯等所著的书及皇汉医学等，颇有新的启发。”

张泽生先生“取精于宏”的方法很值得大家学习，他说：“当业医一段时间后就要有定见。治病要有定法，读书要有选择，有批评，合我者用之，不合者弃之，要去芜存菁，活用前人的经验。我主张经典著作要熟读精读，其他可以泛读博览，最后要重点反复研读一本实用书籍，从此书到临床，从临床到此书，反复数次，定型以后，可参看一些名家医案医话，杂志文章，广搜博取，丰富自己的临床。这样实践功夫才能纯熟。这就叫做‘取精于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