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来源于“内证实验”吗？——与刘力红博士商榷

最近出版的刘力红博士的《思考中医》，倡“尊重经典、独立思考”之风，给沉闷已久的中医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喜爱。笔者也从《中国中医药报》和有关网站上了解了刘力红博士《思考中医》的一些内容，对刘博士“认识阴阳，探求至理”的勤勉和睿智感到十分钦佩，但对文中所说的中医经典理论的构建基于“内证实验”的说法却不敢苟同，我认为这种说法容易产生一定的误导，有进一步澄清和商榷的必要。

关于“内证实验”，我查阅了一些资料，都没有找到相同的提法，可是“内证”的说法却由来已久，那就是佛、道家所说的“内证”——一般称作“内证体验”或“内证经验”，如佛家讲的“摄心内证”，说的是个人的体验和感觉，此外还有训诂考据上的“内证”，指的是“本证”——即是利用某一书内部的资料发现问题，求得证据，以达到考订修正目的的考据方法。刘力红博士进一步解释说：“内证实验是一种直接在理论构建者主体内进行的精微实验，这类实验完全不需要现代实验室的这些外在条件，它只需要主试者自身的精密而系统的训练。一旦这个训练成熟，内证的过程就会自然发生，就会自然提供出经典理论构建所需要的系列数据。”可见他独创的“内证实验”应该是属于前一种，从他的其他论述中也可以明显的得出这个结论。在刘博士的一系列论述中，我看不出“内证实验”和佛家的“内证体验”有什么不同，只是“新瓶装了旧酒”而已。

刘博士很推崇梁启超的一句话：“心明便是天理”，可是，把“天理”的基础说成是“心明”，把中医经典的理论来源说成是“内证”的体验和“理性”的思考，这完全不符合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唯物反映论的本质，反而把中医理论推向了唯心和思辨的泥潭。

事实是，《内经》的理论是古代医家在当时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当时哲学、地理、天文等诸多学科的先进成果，对当时临床实践的一次大的理论总结。《灵枢·逆顺肥瘦篇》就曾强调说：“夫子之问学熟乎，将审查于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故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规而为圆，去矩而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顺之常也”，“道”必须“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是“审查于物而心生之”，是从复杂的客观现象中经过头脑“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毛泽东《实践论》），中医理论归根结底是来源于客观实践，而不是以简单的哲学思辨、理性思考就凭空想出来的，也正因为中医理论所发现的这些规律本来就是“自然之物”、“逆顺之常”，并不是内在体验和感觉的产物，所以才能长期指导中医学的实践，并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历经千年而不衰，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仍然不断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说中医古贤从实践中提炼的这些“规”、“矩”、“方”、“圆”来源于“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实际上是把理论构建过程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这些思维过程和具体的思维对象——实践材料相混淆了。

如果像《思考中医》那样把“内证实验”作为中医概念、理论建构的基础，忽视中医理论的实践特征，必然会陷入对中医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像《思考中医》“万变不离其经”中所举的两个例子，解释就都很牵强，拿“蛇伤忌盐”的例子说吧，用《内经》的“肾家的臭是腐”和“多食盐则伤肾”来解释，就难以让人信服——为什么蛇伤要忌盐，可是其他的伤要不要忌盐呢？还有许多在此不提了，总觉得这中间的逻辑混乱，几乎经不起简单的推敲。如果这就是“内证”的话，我看这样脱离实际的“内证”思辨不要也罢！

中医目前是需要信心的支撑，但这个信心绝不应该是来源于对经典的盲目崇拜，这样建立的信心实际是肥皂泡，很快就会飞散，而是要把信心建立在对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的深切把握和正确理解上，切实地把中医看作是一种前进中的科学去对待它，这样的信心才是持久的和深刻的。中医理论来源于实践的道理要求我们发展中医理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实践作为衡量真理的一切标准，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必须对中医理论的优劣有个清醒地认识，这才是我们进一步发展中医的根本。

当然，《思考中医》的内容和深度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独立求真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作风，这种独立思考的探寻是目前的中医界十分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弥足珍贵，在此我向作者谨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