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道斯人已远去 举头如见音容在——追忆田景福

诸国本

一部当代中医史，田景福是难得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1954年初，他从东北调到中央卫生部人事司工作，正值卫生部个别领导在中医工作上犯了方针性错误，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和处分。田景福身临其境，感受极深。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西医。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下放青海，自学中医，善用中西两法治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尝到了中医工作的甘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回到卫生部工作，不久任命为中医司司长，为中医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尽心竭力。他深谋远虑，迎难而上，在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和胡熙明支持下，中医司一方面拨乱反正，深入贯彻中医政策，恢复和加强中医机构建设；一方面举全国之力，成立了中风、厥脱、血证、痛证、热病（南北两片）、剂改等七个中医急证协作组，以图从根本上提高中医临床水平，改变中医“慢郎中”的形象。1984年1月4日，他和崔月犁、胡熙明一起参加了国务院第94次常务会议，亲历了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那一刻，回来后立即写了《国务院第94次常务会议记录》。这份手稿已经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要的历史档案。

田景福1958年到青海，1980年回北京。这段时间，我也在青海工作，但彼此并不相识。1978年以后，我开始在青海省卫生厅负责中医工作，经常到北京开会，才与田景福有了交往。1985年三四月间，青海省卫生厅接到中医司通知，派我参加代表团于年底赴斯里兰卡和泰国访问。那时斯里兰卡政府成立了传统医学部（我们翻译为土医部），卫生部利用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经费，让中医司派人去考察，田景福为代表团团长。这是我和景福第一次亲密接触，觉得他既有水平，又有风度，心甚仪之。1986年我调国家中医管理局工作，与景福朝夕相处，更感到十分亲切。那时整个领导班子，好像一驾艰难爬坡的马车，只知道使劲地往前拉。对中医事业的共同理解，重如泰山的振兴责任，拂之不去的忧患意识，把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田景福作为胡熙明的主要副手，四处奔波，多方协调，殚精竭虑，不知疲倦。领导班子中，他年龄最大。退休以后，我和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洪魁私底下叫他“老大”。一起参加什么活动，只要“老大”在，我们就很放心。如今景福一走，我有一种茫然若失、不知所措的感觉。

景福年长。1987年上半年赴南方调研，劳累过度，病了一场。此后心脏功能一直不好。但他善于调摄，健康状况维持得不错，大家都称他养生有方。今年4月底他体检以后，5月初患了感冒，住院治疗。我到朝阳医院去看他。他说，“不是感冒，是肺炎”。但他精神很好，自认为只要抗过感染，调理一下，即可出院。加上他自我保健意识较强，因此我对他这次住院，没有十分在意。谁知几天以后，说是肺部真菌感染，病情危重。即着又转入急救病房，陷入昏迷。苏醒后，6月26日，我和洪魁去探视。他特别兴奋，戴着氧气面罩，用颤抖的手，在小板上写“肾（可能是“肺”字之误）功能衰竭了”。我们尽力安慰，依依不舍而别。7月3日晚，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马继红主任告诉我，田局长走了。正好我次日早晨要去广西调查仫佬、毛南、京三个少数民族的民族医药，于是连夜赶到他家里，在灵堂前默哀。我告诉他我要出差，要走得很远，这几天回不来了。我向他告别。他从来就是最支持我工作的，我请他原谅。夜很黑，灵堂的灯光很暗。他的遗像带着亲切的笑容，却显得特别清晰。这笑容一直留在我心里。

我和景福，与其说是同事，不如说是君子之交。他礼贤下士，洁身自好。我过分拘谨，不善社交。他走了以后，我写了两句话：亦师亦兄亦友，长者风范，学者风度，宰相肚里曾行船。无酒无剑无琴，青年从医，中年从政，百姓眼中不朽人。

他就是这样一个大写的人，不朽的人。他到了天上，一定会安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