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自我超越

中医的发展关键不是要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去澄清概念，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传统，不以西方话语来否定和怀疑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中医理论，不断提高医疗实践的能力，围绕医疗实践发展理论。在有关中医问题的争执中，不乏偏激的言辞，少见理性的分析。7月14日《新京报》上，李侠教授的《作为地方性知识中医该如何超越自身》深刻冷静，显示了科学哲学研究者的特质，让人眼前一亮。

李侠坚持多元知识观，认为中医是独立的研究纲领，虽然近代以来趋于退化，但不能以此理由废除中医，因为退化的纲领完全可以重新进步。尤其是他引入“地方性知识”的视角，的确是分析中医问题的利器。然而，他认为中医需要“进化为普遍知识”，中医的主要问题是概念不够明晰，对此我觉得需要澄清和补充。

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源自人类学，但是，后来的科学实践哲学进一步发展了有关认识。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瑟夫·劳斯认为，即使是现代高度理论化的科学，也同样是地方性知识。因为，不仅现代科学知识的发现依赖于特定的与境，而且其辩护同样如此。所谓的“与境”，不仅包括概念、理论意义上的“语境”，也包括了相关科学实验操作的环境、条件等等。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显然它不能在秋风落叶中得到辩护和证实，必须要在实验室抽真空的情形下，才能见证羽毛和硬币同时下落的“奇迹”。哥白尼的地动说，也必须要在伽利略的相对运动的理论框架中，才能得到有力的辩护。

因此，现代科学所发现的科学规律，并非是自然现象所普遍直接显现出来的内容，它是科学家们通过科学实践，用实验室的人工环境和理论框架艰难构建出来的，其有效性也必须要在这种人工环境和理论语境中，才能得到比较严格的证明。从这个角度看，科学知识其实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只不过这种地方性，体现在实验室的人工环境与科学理论的话语语境两个方面。一旦我们脱离了实验室严格控制的条件，它就“失效”了。因此，以现代科学为标准来强求中医，就是以一种地方性知识来强求另外一种，是毫无道理的。

而我们所艳称的“科学普遍性”，并非是在不依赖任何语境意义上说的，而是说指科学知识“原则上”可以普遍地应用。科学知识的应用，同样离不开相关的“与境”，那就是说，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整体框架与按照实验室条件所规范的人工环境。因此，按照劳斯的观点，科学知识之所以看起来普遍有效，恰恰是因为我们用科学文化改造了整个社会文化的语言，改造了应用科学技术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把整个社会以及人类力所能及的自然环境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只有在此情形之下，科学才能表现出其真理性。可见，“科学普遍性”是复杂的社会实践的结果，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依赖于相应的社会实践，依赖于巨大的文化资源和物质投入。

在这一“普遍性”的意义上，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鉴于二者在文化资源和投入上的巨大差距，很难说究竟谁更有效率。中医在治疗其他民族的病人时同样有效，也正逐渐为外国学者所接受和掌握。7月24日《健康报》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新近发布了一项与中医药密切相关的指导性文件———《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

我们之所以觉得现代科学比中医要“概念明晰”，其实是因为我们缺乏中国传统的文化培养。西学东渐之初，中国人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时，反而觉得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清楚明白，而西人的思路则难以理解。

如果脱离了中医在今天异质的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不利处境，泛泛地谈中医理论概念不明晰，认为中医的出路在于首先明晰相关概念的话，所谓概念澄清就很可能会以西方文化为基准而展开，那是一种变相地以西医思路改造中医的路线，是没有前途的。中医的复兴，需要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再创造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更多的物质投入。这并不意味着，中医要坐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因为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西方科学传统作为地方性的文化，逐步获得了全球的主导地位，自然与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有关，归根结底是由于其强有力的实践操作。例如，当年牛顿的微积分，概念很不明晰，但是由于其强大的解决问题能力，数学家们很早就接受了它，许多年后才澄清概念。

所以，中医的发展关键不是要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去澄清概念，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传统，不以西方话语来否定和怀疑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中医理论，不断提高医疗实践的能力，围绕医疗实践来发展理论，明晰概念。通过其实践有效性，证明其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理论的合理性，逐步消除人们以源于西方文化的理论框架为惟一判断基础的偏见。当越来越多人都能通过其实践有效性，而接受其理论的真理性时，中医的“科学性”问题就彻底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