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儿子会抱着我们哭，那我就成功了
无论男女老少，聆听吴念真讲故事的过程中，都能感受到被理解的宽厚和被释放的轻松。他的温暖和包容，让每一个在他面前的陌生人都可以卸下防备。身为长子的成长经历，让他总是忍不住把责任和承诺，当作最重要的生命意义。
没有经营博客，只偶尔在微博上发言的吴念真，拥有40万的粉丝。2013年年初还打败九把刀和宅神，被网友选为“网络上最被信任的人”。看到吴念真本人，也是一样的真性情、一样的妙语如珠。《人间条件》舞台剧闭幕时，全场观众轮流传卫生纸拭泪；去中学演讲后收到400多封邮件是学生们不能和父母说的心事……
有朋友说吴念真煽情。但，每一个煽情背后都是真实的心痛。吴念真能懂得小人物生命中每一个琐碎的辛酸，是因为他自己的人生血泪斑斑。
心底最挂念的是家人，然而过去十几年中，父亲、弟弟、妹妹相继自杀，母亲也过世。身边一大帮一辈子搏真情的朋友们，但处在生命困境时依然得要孤独面对。
今年60岁的吴念真似乎有过人的能量，总能把过往的曲折变成生命的养分。身为长子、一辈子当大哥的吴念真，也是凡人也很累。但是从小父亲母亲的言传身教，让他总是忍不住在看到“责任”横在面前挡住前路时，就会喊：“我来！”
如今吴念真的儿子吴定谦也到了而立之年。吴定谦从台湾大学戏剧系毕业，毕业后一直都在各个剧团里面，学习接受各种不同的挑战。曾当过导演助理、排练助理、服装管理、操偶者，翻译过世界剧场 PROOF 的剧本，也参与过剧场、电影、电视剧的演出，是个全方位的艺人。剧场导演作品有绿光剧团《Rabbit Hole——出口》，影像作品有： 电影《一八九五》《录鬼簿》《比赛开始》。2012年底吴定谦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66号公路》。
说起与儿子的相处，吴念真感慨万千，谈不上经验，也不是教训，就是他的亲身经历和来自父母、兄弟姊妹的重重影响。在抑郁阴影的笼罩下，吴念真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法快乐的人，但是，他却要让孩子快乐起来，并为此不懈努力。
给孩子最大的自由和空间
我看到朋友的兄弟姊妹五六十岁了，还可以凑在一起煮饭，很想哭。我多么希望我也可以这样：爸妈不在了，兄弟姊妹还在。
弟妹过世事发当时会埋怨、生气。在那种最无助的时候，是责任在支撑我，让我走下去。即使每年忧郁症最严重、吃药最多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都不舒服、觉得没有意义，却总要告诉自己，有很多事还没完成，必须去承担。
弟妹去世后，他们的小孩当然是自己的责任。有时因为这种责任，再悲伤也不能把自己弄倒，不管怎样都要好好的。我会觉得很辛苦啊，从16岁离家辛苦到现在，好像很多事都是为了完成别人的期待。像绿光剧团有时开会开到一半卡住，有些事没人做，我就说：“好啦！我来。”好想赶快把这件事情结束，大家可以往前走。当然很累！但那就是你的承诺啊！那是一种动力，是自己的承诺，就要去完成。
我遗憾的是爸爸很少跟我们讲话。妈妈很专制，觉得世界应该照着她的意思运转，所以他们两个常常有矛盾。到老了才知道，爸爸原来是个很向往自在的人，16岁从嘉义北上来工作，他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去山上拜拜，会跟我说：“我好像是一只鸟，飞进笼子里。”
所以我一直觉得要给孩子、给人最大的自由和空间。以前家里穷，村里孩子小学毕业就去做工，我考上初中，校长叫爸爸让我继续念书，但念完初中我也出来工作了。离家后父母从来没办法干涉我们要做什么。我是这样长大的，没有人管我，没有变成流氓。村中小孩也都是13岁离家，也都正正当当地在这社会上活着。我儿子也可以啊！
如果父母是正人君子，孩子也不会变坏，我对这个有信心。他选什么人生，我在旁边看。世代自有风景，你一定不能把这一代的价值观强加在下一代身上。
父母都以为天生理解孩子，
其实不是
2012年，儿子吴定谦在30岁的时候，出了人生第一本书。不是很多人清楚美国66号公路。这条从洛杉矶到芝加哥、全程约4000公里的公路，曾有很多美国文学书、电影以它为背景。它见证高速公路建好、沿途小镇衰败的现实。这条公路本身就充满故事。
儿子小学时，我们看了一部关于这条公路的电影，我就跟儿子说，有一天你长大了，我会开车带你走这条公路，一路慢慢开，只有我们两人，可以有 men’s talk（男人之间的对话），讲生涯选择、恋爱经验，这时候妈妈不能在场。
后来没有实现这个诺言，因为台湾的教育没有给孩子那样的空间和机会。初、高中阶段课业那么可怕。当他跟出版社提出，要自己开车去走一趟这条公路的计划时，我心里很清楚，小时候跟他讲过的他都记得。
我本来以为跟儿子很熟，但看完他的书后，却感觉不太熟。他写出小时候的记忆，我和他妈妈跟他说过的话、一起做过的事，我们都忘了，但他都记得。
我很惊讶，因为我这一代人的父亲，大多不会跟孩子沟通。我一辈子跟爸爸讲的话不超过两百句。因为他不知道要跟我们讲什么，我们怕他怕得要死，什么也不敢跟他讲。我爸过世之后，为拼凑他的人生要问好多人，他是平面的，那么亲近的人距离却那么远。所以，我那时就跟太太说，我们要当儿子的朋友，像兄弟一样没大没小，这样他就不会怕你。也许这样会比较好沟通，不会出问题。
那时我说，若是有一天儿子失恋了跑回来抱着我们哭，那我们就成功了。果真，他中学第一次失恋，晚上两三点跑来我房间抱着我痛哭，一方面觉得很心疼，一方面也很高兴我真的做到了。
我一直以为这一辈的父子关系应该都是这样的。我的好朋友们都跟他们的孩子关系很好。直到有一天，我去一所很大的中学演讲，有1500名初中生、500名高中生。我讲父亲、讲很多自己的历程、儿子的笑话……大家都听得很开心。
后来有一个学生举手说要问一个问题，他说：“我不晓得要跟爸妈讲什么话，我不敢。例如：我今天不舒服，说不想去上课，我爸就拿棍子打我。”他一讲大家都笑了。我说，另外写 E-mail 回答你，结果忘记自己拿着麦克风，就把邮箱说了出来，没想到2个星期收到400多封E-mail，害得我的计算机中毒。
这些孩子信中都在讲父母亲。“我数学不好，被爸爸骂得很惨，但我语文很好啊，他为何不称赞我的语文？”或者，“爸妈很势利，不准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
天啊！他们的父母亲应该小我20岁，但为什么都还不能跟孩子沟通？没办法当孩子的朋友？我吓一跳，这些孩子们对我没戒心，相信我这样一位陌生阿公。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不敢跟父母讲同样的事情呢？这让我非常疑惑。
难以置信，和儿子从没有过冲突
讲出来你也许不相信，我和儿子真的从来没有过冲突。他是个很听话的小孩，我没有骂过他。平常我们都叫他“哥哥”，我最凶的时候是直接喊他名字“吴定谦”。他叛逆期跟妈妈讲话比较凶。我最多在旁边跟他说：“吴定谦，对我老婆客气一点！你有听过我跟阿嬷这样大声讲话吗？”
唯一一次很严肃跟他谈是他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那时成绩很好，老师特意安排了一个成绩比较差的坐在他旁边。那位老师很好，有一天打电话来说，儿子做了一件让他非常惊讶的事，看我要不要跟他谈一谈。考试时我儿子举手告状：“老师，他偷看。”老师告诉那个孩子，考试不可以偷看。第二次吴定谦又举手说同学偷看，老师告诫后那个同学还是偷看。儿子竟然把答案全部擦掉写成错的，让同学抄，抄完再快速改为正确答案。
我吓一跳，这很奸诈，这是大人之间都无法原谅的事！我问儿子为什么，他说：“这样不公平！”我们的教育让孩子这样重视分数！我跟他讲很长的故事，讲当兵时，有错误发生，会有一个人出来承认犯错，一个人承担。这个人最后会被大家尊敬，这叫义气。这是唯一一次我认为他做错事跟他长谈。
我很清楚小孩的世界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经历的不是我们能懂的。父母自己做不到，你就不能要求孩子做到。我儿子从小成绩很好，有一次数学却只考了七八十分，老师在联络簿上说，数学要多加强。我太太就告诉他：“你数学要多加油啊！”我把太太叫到厨房，问她：“你数学有没有很好？”她说：“很烂！”我说：“我也很烂啊！大学联考才考10.18分！”我们这么烂，怎能要求孩子好呢？所以我很认真跟太太谈，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千万不要叫孩子替我们去完成。父母要孩子长成什么样的人，自己要先做成那样的人才行。
你不能决定他的前途，你不能只因为认为从那系毕业会好找到工作，就叫他去念那个系，让孩子自己去决定，以后他比较不会怪你。我儿子大学时只填两个系，社会系和戏剧系，我要他说服我。他说念社会系可以跟很多人在一起，协助他人、了解这社会。念戏剧系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工作，而且可以安慰很多人。我觉得他是真的认真思考过自己要做什么的。
《一一》里面的高中生本来由我儿子演的，演了一场戏之后，儿子不干了。导演杨德昌给我发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希望我去说服儿子。我表示，我家不是靠说服的，我尊重儿子的想法，应该是你去跟他讲，而不是我去跟他讲的。杨德昌想约儿子单独见面，儿子拒绝了。
我后来有机会问儿子为什么拒绝出演。儿子说：“电影里面跟他演对手戏的女孩子，为了拍这个戏休学一年，结果开拍没两个月，就被换掉了，这对女孩子是很大的打击。”我再问下去，儿子只是哭。有一天儿子对我说：“爸，我跟你讲，杨德昌伯伯爱电影大过爱人，我觉得还是应该爱人更多一点。”
儿子后来念了台大戏剧系，他大学毕业那天，跑到我书房：“爸！你从今天起不用给我零用钱了。”我站起来跟他道谢：“从今天开始，你是独立的个人了，谢谢你，成长过程中没有给我找麻烦。”
儿子已放飞，关注更多儿童
现在我年纪已大，没那么多责任了，好像慢慢进入一个比较喜欢自己的时候。年轻时觉得什么事都应该去做，现在清楚自己什么事做不到，可以挑选什么事认真去做。
有些事很难，但有意思就去做。做完“三一九乡村儿童艺术工程”，现在成立“快乐学习协会”做课后辅导。我希望能够陪伴孩子就好了。为下一代做点事，是我现在最想做的，能帮多少算多少。因为未来是他们的啊！
我们的小孩很寂寞，慢慢无法跟人沟通，很多辛酸不知跟谁讲。小孩一旦不会讲，就动武，不是语言暴力、想法暴力就是行为暴力，只要让孩子有机会倾吐、抱怨就好。让孩子有人可以倾诉、敢去倾诉心里的事，比把英文念好还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