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才高命薄的亡国之君
萧绎（508-554年）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小名叫七符，于承圣元年（552年）在江陵即位，史称梁元帝。然而仅仅两年，江陵城就被西魏攻破，萧绎兵败出降。虽然仍有西魏扶持的傀儡萧詧在，但梁朝实际上已经灭亡。元帝出降后，先被幽囚，然后就被侄子萧詧派人用土囊给压死了，终年47岁。
萧绎生长在一个文学氛围浓厚的家族，其父萧衍、长兄萧统、三哥萧纲都是梁代有名的文学家。萧绎自幼“聪明俊朗，天才英发，出言为论，音响若钟”。由于幼年读书勤苦，致使他的一只眼睛失明，因此还被徐贵妃用“半面妆”加以嘲弄。但萧绎仍旧好学不辍，他身边常置侍从多人，轮番读书，昼夜为常，于是博通典籍。萧绎还工书善画，他曾自画孔子像，
自作画赞而自书之，“时人谓之三绝”。萧绎还喜好收藏图书，不停地收集抄写，后来又得到王僧辩从建康运来的图书八万多卷，秘府藏书达十多万卷。但令人痛心的是，在江陵城即将被攻破之际，萧绎竟然“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把这些历年积攒的珍贵书画付之一炬，与他的小王朝一同烟消云散了。
萧绎为人“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这种妒才忌能的个性，可能也受了父亲萧衍的遗传。但不可否认，萧绎本人在文学与著述方面，的确有所成就。承圣三年（554年）十一月，当西魏军队攻到栅下时，“帝犹赋诗无废”。萧绎曾说：“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但在大敌压境时还依然沉潜于文翰而不修武备，这就注定其难逃破家亡国的命运了。
陈后主（553-604年），名叔宝，字元秀，小名叫黄奴，他是陈宣帝的长子。太建十四年（582年），而立之年的陈叔宝成为陈朝最后一位国君。由于陈后主自幼“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所以在他即位前后，一直是“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尤其是正位九五之后，生活更为奢靡，“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还专门为他所宠爱的张贵妃、孔贵人等建造了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又整天与江总、孔范等十几个朝臣宴集后庭，号为“狎客”，还让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位嫔妃夹坐，饮酒赋诗，不理朝政，最终导致内忧外患，破家亡国。
史载，隋文帝杨坚派大将贺若弼和韩擒虎分兵两路横渡长江，当闻听隋军临江之后，陈叔宝还给自己打气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佞臣孔范也附和说隋军不会渡江。于是君臣“但奏伎纵酒，作诗不辍”。直到隋军袭采石，下京口（今江苏镇江），陈朝守军望风尽走，前方不断告警时，后主才装模作样地下诏说：“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内外并可戒严。”乃命萧摩诃、樊猛、樊毅等大将分兵把守京畿和沿江要害，甚至连建邺城里的和尚尼姑和道士都武装了起来，然而一切都为时晚矣。几天的工夫，南朝军队便兵败如山倒，大将任蛮奴投降韩擒虎，并引隋军经朱雀桥直逼宫城。仓皇之中，陈叔宝说：“锋刃之下，未可及当，吾自有计。”于是和他心爱的张、孔两美人躲进了景阳宫的一口深井之中，但最终被隋兵从井内搜了出来，做了战俘。
隋文帝对陈后主这位亡国君主还算优待，给赐甚厚，数次引见，好酒好菜地供养着。听看管人员说，陈叔宝爱吃驴肉，每天能饮一石酒，常常沉醉不醒。他甚至还向隋文帝要求赐予一个官号，结果被杨坚讥讽为“全无心肝”。一次陪侍宴饮，陈后主即兴赋诗一首，拍隋文帝的马屁。杨坚对后主说：“此败岂不由酒，将作诗功夫，何如思安时事？”
陈后主虽然是个治国无能的亡国之君，但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是颇有造诣的。他在诗歌创作上的确有值得后人称道的成绩，除那首被视为亡国之音的《玉树后庭花》之外，他还写过征人思妇题材的作品，其诗风格以艳丽为主，写景抒情时有佳句。再如他跟隋文帝登洛阳芒山所赋诗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虽属歌德派的颂圣之作，但其中却也不乏壮阔气象。
南唐后主李煜
要说亡国之君多才艺，五代的南唐后主李煜更是一位典型人物。李煜（937-978年），重光，他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本来按照封建帝室的继承制度，他是无缘登上皇帝宝座的，依他的自身意愿和天赋才能，他也只希望做一个舞文弄墨的风流才子。李璟就是一位有名的词人，李煜继承了其父的风范，文人习气和贵族风格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他通晓音律，擅长词章，又工书善画，还是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尤其是他的词作，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历来广为传诵。
李煜自幼酷爱书法，创造出被史书称为“金错刀”体的书法艺术。其作品到北宋末年仍有传世，被收入《宣和画谱》的即有九幅，但遗憾的是，北宋以后没能再让后人一饱眼福。
李煜工于书画，精于品鉴，故而也爱好收藏，加之他凭借帝王的权势和财力，一生所收历代的丹青墨宝很多。他还特别重视文房四宝的品鉴与收藏，而对于南唐时期驰名天下的李廷珪墨、澄心堂纸和龙尾砚尤其钟爱有加。这三种文房工具当时大都产于徽州歙县一带，实为后世徽墨、宣纸和歙砚的前身。李煜曾对这三件祖国传统工艺的保护与传承作出了较大贡献，这是后人应当记住的。不过他也犯下了与梁元帝同样的罪过，在北宋军队攻下金陵之日，命人将内府书画焚为灰烬，让后人留下了无限伤痛。
李煜在被俘北上之后，每当回想起昔日的生活情境，多多少少是怀有愧疚感的，这从他后期的一些词作中可以窥知。而据宋人的《西清诗话》记载，当北宋大军压境之际，李煜“在围城中，作《临江仙》词，未就而城破”。宋太祖得知此事后曾对群臣说：“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家，岂为吾所俘也。”
据载，赵匡胤初见李煜时也说：“好个翰林学士。”命运就是这般捉弄人，偏偏让才子做了君王，人生角色的错位不仅给他们个人带来了悲剧，也给国家民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