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长的三里路

一生中走过很多路，最远走到了美国的纽约，可记忆中走不够的，却是从崖头长途汽车站到水门口姥姥家门口那条3里长的小路。

从1岁到30岁，这条路来回走了100多趟，走也走不完，走也走不够。

第一次单独走，也就6岁吧。

6岁的我，身上背了大大小小一堆包，胳膊挎的、胸前挂的、背上背的、手里拎的全都是包。

包里装的没有一件是废物，对于居家过日子的姥姥来说全是宝。肥皂、火柴、手巾、茶杯、毛线、被单、核桃酥、牛奶糖……最沉也最值钱的是罐头，桃子的、苹果的、山楂的……

每次到了家门口，姥姥都会说：“小货郎回来了。”姥姥说这话的时候，眼睛转向别处，听声音就知道她哭了。

6岁到9岁这3年，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姥姥会哭，9岁之后就懂了。

3里路，背了那么多包，按说我是走不动的，可我竟然走得那么幸福、那么轻盈，现在回想起来还想再走一回。只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有的是对姥姥不变的情感。

那时候，到了崖头镇，挤下长途汽车那窄小的车门，得好几个人帮我托着包。

我背着包走在崖头镇的大道上，简直就是在飞。但快出镇口时，我的步子一定是放慢的，为了见见彪春子。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大岁数的女人，常年着一身漆黑油亮的棉袄棉裤流浪在街头。用今天的话说，彪春子就是一个“犀利姐”，全崖头镇没有不认识她的。老人们吓唬哭闹的孩子常说：“让彪春子把你带走！”小孩儿们立马就不哭了。但是我不怕她，在青岛上学的日子还常常想念她、惦记她。

8岁那年，又是独自回乡，我在镇北头遇见了她。彪春子老远就向我讨吃的。7个包里有4个包装的都是吃的，可我舍不得拿给她。彪春子在吃上面一点儿也不傻，她准确无误地指着装罐头的那包说：“你不给我就打你！”

没办法，我拿出一个桃罐头给她。聪明的彪春子往地上一摔，桃子撒满地，她连泥带桃地吃一嘴，你这时候才相信她真是个傻子，连玻璃碴儿吃到嘴里都不肯吐出来。

见了3里路上第一个想见的人之后，我就快步走了。直到想看看“兩岸猿声啼不住”的丁子山时，我又慢下来了，合不得“轻舟已过万重山”。

不高的山崖层层叠叠绿绿幽幽，几乎没有缝隙地挤在一起，山下是湍急的河水，一动一静，分外壮丽。再往前走到拐弯处是一个三岔口，从北流过的就是水门口的水了。我以为这就是天下最大的河了。

我常常舍不得走，一站就是几分钟，看那些挽起裤腿提溜着鞋袜过河的男女老少，有的站不稳会一屁股坐进水里。这番景象，是我心中说不出的乡情。

再往前，我的心和脚就分开了，心在前，脚在后，就像在梦里奔跑，双腿始终够不着地。

三岔口往前走两分钟，就是水门口最大的一片甜瓜地，清香的瓜味牵引着我飞快地奔过去。

“小外甥，回来啦？先吃个瓜吧，换换水土！”

看瓜的叔伯舅舅每年都招呼我在这儿歇一会儿。依旧是那个老地方，依旧没卸掉身上的七八个包，依旧是不洗不切地吃俩瓜，然后站起来往前走。你说是那会儿富裕还是今天富裕？从来没付过瓜钱，也从来不知道那大片的瓜地怎么没有护栏。

水门口的河道不宽，两岸远看像是并在一起的。夏天河床上晾满了妇女们刚洗完的衣服，大姑娘小媳妇举着棒槌，捶打着被面，五颜六色，怪好看的。

我一路叫着舅妈、喊着舅姥地快速走过她们，因为这条路离姥姥家也就100多米了。

最后的10米路是姥姥家的院子。先是路过两棵苹果树，每次也都是从这儿开始喊姥姥，等走过了长满茄子、辣椒、黄瓜、芸豆、韭菜、小白菜、大叶莴笋的菜地时，我已经喊不出姥姥了，眼眶里满是咸咸的泪水。

3米的菜地恨不能走上3分钟，绊倒了茄子，撸掉了黄瓜……红的柿子、绿的辣椒，姥姥全都没舍得摘，就等着我这个城里人回来吃。满眼的果实，满脸的笑容。

头发梳着小纂儿的姥姥出来了，我的3里之路走到尽头了。

我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