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侯孝贤

“我选择背向观众，这样我的创作才不会被打扰。”侯孝贤不奢求被读懂。

不过他又会安慰观众，“影像要看着有感觉。”

看懂侯孝贤和他的电影，都有些难。

当今年戛纳的评委们把“最佳导演奖”颁给侯孝贤时，不少专业观众都表示“看不大懂”他的《刺客聂隐娘》。

当文艺青年们还沉浸在《最好的时光》营造的唯美爱情中时，也有很多人不明白侯孝贤想要通过3个割离的故事表达什么。

但，这又何妨？

诗画与忧愁

“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云。带着父亲写的介绍信，上山来金瓜石的矿工医院做事，哥哥教书没空，叫他的好朋友文清来接我。山上已经是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这是《悲情城市》中宽美初见文清时的独白。画面中，葱葱郁郁的山间，宽美乘着轿子，文清在一旁走着。后来，宽美确实感受到了和文清在一起的幸福，但更多的是不幸。

诗画中的不幸，是3个多小时的鸿篇巨制中，包含着家族兴衰、帮派争斗、“二·二八”起义、知识分子在困苦中的坚守……

诗一样的台词和画一样的场景中，国仇与家恨，乡愁与愤世，温情与残酷，复杂地交织着。

这部影片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作为首位触碰敏感禁忌的电影人，侯孝贤成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领军人物。

侯孝贤1947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县，在襁褓中随家人迁台，本想客居几年，却无法回归故土。一家人辗转几处之后，定居于高雄凤山。从上小学到当兵之前，侯孝贤成长于凤山眷村，父母和祖母在此期间相继过世。

侯孝贤的半自传体电影《童年往事》，记录了这段往事，其间，既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诗画般的风土人情，又展现了青春叛逆、生离死别。

影片《恋恋风尘》中，同样流露出类似的情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青年或进城打工，或入伍当兵。

青梅竹马的阿远和阿云背井离乡，一起到台北工作，经历了甜蜜、猜忌、相守、别离，最终分手，一切都淡然而平和地发生。影片最后，阿远退伍回到家乡，一边听着阿公在山间菜地里絮叨惨淡的收成，一边望着天边的云朵。景色绝美，却透着无限的忧愁和无奈。

进入二十一世纪，侯孝贤开始放弃自然纯朴的乡村风格，转而关注城市里年轻人的迷惘，如《千禧曼波》和《最好的时光》之“青春梦”。在这两部影片中，侯孝贤发掘出舒淇独特的叛逆和孤独，她也凭借《最好的时光》拿到金马影后。而舒淇和张震骑着摩托车在城市中孤独地游走，则成了定格在观众脑海中唯美而令人神伤的经典画面。

缓慢而平和地打动人

侯孝贤等同于长镜头。很多影评人和观众都这样认为。他的所有片子中，都充满了一个个独具匠心的长镜头，不爱他的人，3分钟都看不下去，爱他的人，3个小时也不觉得枯燥。

《戏梦人生》中的长镜头，几乎“毫无节制”：近150分钟的电影仅有l00个镜头，平均90秒一个，让不少人昏昏欲睡。但也正是这部影片，让侯孝贤在1993年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以及3项金马奖技术奖。

描述晚清上海十里洋场繁华迷离的《海上花》镜头数目更少，全片总共才37个镜头。但是，开场达9分钟的长镜头，成了教科书式的典范：觥筹交错间，一个个青楼女子风情万种，一个个达官名士谈笑风生，色调绚丽而暧昧，成就了侯氏美学新高度。

长镜头下，是缓慢而平和的叙事语言。侯孝贤的电影并无太多戏剧冲突，主人公们更是少言寡语。《恋恋风尘》中，阿云和阿远的分手是平和的，甚至二人都没有相见。《悲情城市》中，一个家族衰落了，顶梁柱大哥死于帮派争斗，二哥远赴南洋杳无音信，三哥变成痴呆，四弟被捕入狱，老父亲带着儿媳和孙辈，围成一桌平和地吃饭……

在导演和演员的克制中，观众更能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悲伤。

近乎偏执地写实

侯孝贤的电影，很多人“看不下去”，除了因为缓慢的长镜头，还因为听不懂的闽南语。《悲情城市》《恋恋风尘》《戏梦人生》这些经典，几乎全片都在讲闽南语。这，折射了侯孝贤近乎偏执的写实风格。

《悲情城市》中，人们说着闽南语、日语、上海话，憎恨杀戮或相知相爱，这便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有一个场景可以让观众深刻体会到侯孝贤对于写实的偏执：大哥文雄找外省人谈判，阿嘉（文雄小妾之兄）把文雄的闽南语用粤语翻译给广东人，广东人再用上海话翻译给上海人……在侯孝贤看来，人物该说哪种语言，就得说哪种语言。

除了语言，侯孝贤在故事和细节上也苛刻地追求真实。《刺客聂隐娘》故事背后的中唐藩镇之乱、道教与朝廷关系，以及节度使、遣唐使等历史背景非常复杂，为了弄懂这些，侯孝贤研读了《资治通鉴》《新唐书》等典籍，甚至把从南北朝到隋唐的社会风俗史、节度使官阶形成等梳理了一遍。

为了选取最合适的外景，侯孝贤辗转多地，在内蒙古、湖北及日本京都等地都进行过拍摄。在湖北时，侯孝贤曾表示，“先拍一部分，其他要等秋味更浓，我想要满山黄叶的武当山。”在电影后期技术运用如此广泛的今天，侯孝贤的执着，偏偏是为了那一刻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