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活人写挽联

钱钟书在《围城》中有这么一段妙语：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汪处厚在新丧里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诗的时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只恨一时用不上……

曾国藩就有汪处厚这样的癖好，他也写了不少“只恨一时用不上”的挽联，并为此而开罪了好友汤鹏。

曾国藩在做京官时，居官问学之余，喜欢创作对联，尤其喜作挽联。挽联颇有盖棺论定的意思，数十个字的篇幅，既要总结生平，又要表达情感，兼要发表评论，还要有一定的高度，不下苦功夫实在写不好。只是，可作挽联的人多为新近死去的亲朋故旧，哪里会有那么多盖棺定论的死者等着他“敬挽”呢？此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稍作变通，进行“生挽”——即给身边熟悉的活人预写挽联，以资练习。这种做法当然不厚道。但对提高水平，据说倒是助益显着。当然，这事儿得偷偷地干，决不敢让被挽者知道。

道光年间的一个春节，曾国藩正利用春节闲暇在书房中创作挽联，比他大10岁的好朋友汤鹏适时前来拜年。二人关系素来密切，汤鹏也就不待通报径直到书房来找国藩。说来也巧，国藩这时正写到“海秋（汤鹏字）夫子千古”，陡然见到被挽者现身，赶紧手忙脚乱地藏掖条幅。汤鹏以为他在写春联，只是好奇为啥用白纸不用红纸，便要看看写了什么。国藩死死捂住，汤鹏秉性霸蛮，兼好奇心重，乃不管不顾一把扯过来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差点晕倒：好朋友竟在这新春吉日给自己写挽联！这还了得，汤鹏对曾国藩重重吐了口唾沫，拂袖而去。

不用说，这都是挽联惹的祸。汤鹏是湖南益阳人，字秋海，曾国藩的老乡，两人又都是重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一起做京官，过从甚密。挽联风波后，怒不可遏的汤鹏反目，与曾国藩割袍断义。

汤鹏聪慧过人，他22岁中举，23岁连捷进士及第，被誉为“凌轹百代之才”，“意气蹈厉，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认为“徒为词章士无当也”。其人性情傥易，不中绳墨，喜欢放言高论，目无余子，甚至连司马迁、韩愈都不放在眼里。汤鹏虽科甲顺利，官场却很不得志，“礼曹十年不放一府道，八年不一御史”，长年待职闲曹，终不为朝廷重用。后来更因事迁谪，“恃才傲物，谤口繁多”。

汤鹏的死也很是离奇。一天酷热，几个朋友聚在汤鹏家闲聊。有人偶然说到大黄药性峻烈，不可随便服用。汤鹏漫不经心地说：“那有什么？我经常服用它。”大家感到愕然，半信半疑。汤鹏大怒，立刻命仆人去药铺买了几两回来，马上煎服。喝了一半，朋友们担心出事，攘肩捉背，群起制止。但汤鹏坚决不听，坚持将一罐大黄全部服下，结果当天暴卒。好奇倔强到不惜生命的地步，实属奇人奇事。曾国藩在祭文中沉痛地说：“一呷之药，椓我天民”，即指此事。

对于两人绝交的真正原因，曾国藩自然也不会承认，因为承认了将有损他的道德文章形象。他在给汤鹏的写的祭文中，将两人断交的原因归结于汤鹏对曾国藩批评其着作《浮邱子》不满：“一语不能，君乃狂骂。我实无辜，讵敢相下？”

汤鹏的死，曾国藩为其送上的挽联是：

着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

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至于这是曾国藩当时即兴写就，还是“生挽”的成稿，自然只有他自己清楚了。曾国藩后来的挽联创作日渐炉火纯青，他的全集中，收有其创作的挽联七十七副。近代古文家、诗人吴恭亨曾说：“曾文正联语雄奇突兀，如华岳之拔地，长江之汇海，字字精金美玉，亦字字布帛菽粟。” 对曾氏之联语评价不可谓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