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官场”苦辣,大学生村官何去何从
从2006年开始,我国连续5年选聘优秀大学毕业生充实到农村和社区任职,共有20余万名大学生“村官”投身于新农村建设，而大学生“村官”任职期满后的出路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
又有一届大学生村官即将期满，他们中的大多数回到了3年前到处找工作的境况。求职简历中虽然多了担任村官的经历，但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换为城市中所需的职业经验，却不得而知。
与3年前相比，他们的迷茫并无减少。如果不是回到城里找工作，很多大学生村官已经习惯了在村里打杂的安静生活，清闲的工作、面朝泥土背朝天的单调环境，让他们早已忘掉了属于城市的压力。3年大限到来，他们重新清醒过来。
挫折和迷茫
王波是2008届的大学生村官，今年4月底，他开始在招聘网站上投简历，5月份便幸运地找到了工作，担任北京一家大型餐饮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不过，他觉得这是自身素质和实力应得的回报，与村官的经历无关。他直言，在农村的3年，对择业毫无帮助。
与王波一样面临期满的大学生村官今年有6万多人，他们的出路不外乎那么几条：在农村创业、另找工作、考公务员或者续聘继续当村官，而后两条路的空间显然只是提供给少数人。当年寻找出路的困惑，现在又一次摆在他们面前。
全国大学生村官的广泛试验是从2006年开始的，根据中组部的数字，目前在岗大学生村官已经达到20余万名。这无疑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到农村去的目的千差万别，或是镀金，或是锻炼，或是暂时逃避就业压力，而从农村出来之后走向何方，是他们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找工作之前，王波已经对将要面对的现实做好了心理准备。去年7月份，他所在的北京大兴区礼贤镇为期满的村官办了一次欢送会，一名女村官竟然在会上放声大哭，说村官3年几乎毁掉了前途。被拒绝无数次后，终于有公司肯招聘她，进去之后，公司的管理层却告诉她，“我只是可怜你们，公司根本就不需要村官。”听到这番诉苦，王波心里很不是滋味。“农村3年，我们在专业上和应届生相比完全没有优势。”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认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对大学生村官的吸纳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公务人员趋于饱和，吸纳比重将会逐渐下降。这对将村官作为跳板，意在考公务员的一部分人来说，无疑是让人感到沮丧的消息。
其实，从离开大学进入农村的那一天开始，挫折就随之而来。
2008年，王波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他的专业是艺术设计。在大学就担任学生干部的他觉得去农村发展会更有作为，于是选择了做村官。“我那时怀着一腔热情，觉得当村官就是蹲得低点，但可以跳得更高。”王波说。不过，农村的实际面貌还是让他略有失望：北京的农村和城里相差太大、整个礼贤镇最高的建筑不过是4层的镇政府大楼。而真正让他感到失落的是提出关于村子的发展意见后村干部们的反应。
到礼贤镇孙家营村担任村主任助理的第二天，王波就被分配去值班巡逻，协助村里的安保工作。当时，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周边农村正加强管理。王波被分到了书记的一组，时间一长，他觉得跟书记已经很熟了，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有一天，正好没有别的村干部在场，王波就提出了发展村里产业的建议——先做一个网站，将农产品的信息放到上面，拓展销路；等点击率提高之后，就可以借此招商引资。书记却否定了这个提议，这让他备感打击。“村里当时欠着100多万元外债，只有搞发展才可能还清，而书记觉得，只要在他的任内债务不增加就可以了。村里背着重债，根本没有可能飞起来。”
曾在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龙虎台村当村官的付义华也有类似经历。2006年，他从北京化工大学毕业后选择去当村官。付义华毫不掩饰他当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北京户口。“去之前我就想，要带领农民致富，要让当地人永远记住我的名字，农村那么大点地方，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不容易吗？”付义华说。不过，他的勃勃雄心很快遭遇了现实的冷却。
“开会的时候，村里领导热情地说，你是大学生，好好给我们村设计设计啊。”付义华说，当时他感觉受到了鼓励，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开始在村里展开调查研究，据此写出了一份发展规划，交给了书记。“书记看了之后说写得好写得好，后来也就石沉大海了。”付义华这才觉得，鼓励提意见不过是客套话。
一边是并不乐观的出路，一边是梦想遭遇现实的挫折，上个世纪“农村天地、大有作为”的动员虽然仍极富感召力，而现实却比口号复杂得多。
“村官”之路一波三折
李旭立，2008年被选聘为西安市新城区胡家庙街道金花社区主任助理，现任金花社区副主任。
见到李旭立时，他正在整理一个报表，“2008年，我被分配到社区工作，报到那天，社区简陋的办公条件还是让我有些失望。”虽然做足了思想准备，但在这里，李旭立没有固定的办公桌，平时轮流与同事们用一个办公桌。
社区工作是繁杂而细致的，李旭立负责劳动保障、计划生育、普法宣传……而他平时更多的是在整理资料。“2009年我没有休过一天假。我的工作是每天去辖区内的几个工地看看，制作报表，准备材料，收集信息等，每天都往来于单位、工地和区政府之间，几乎成了联络员。”李旭立说，这与他当初的想象差距很大，曾有段时间，他的血压一直偏高。
2010年，李旭立被借调到了胡家庙街道办工作，在此期间，虽然工作很努力，他仍然觉得现实与自己的理想有很大差距，“晚上回到自己与人合租的房子，有时候上上网，与同学沟通只会让我的失落感越发强烈，想出去创业吧，没有好的思路。”
“毕业3年，很多同学都结了婚买了房子，我到现在依然什么都没有，眼下，我或许会找家企业上班，或许会自己创业，至于3年的村官经历，积累了社会经验。”李旭立表示。
理想与现实间的尴尬
回顾3年经历，大学生村官大多认为，村官这个身份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尴尬。“其实很多村官都遭遇过身份的尴尬，就拿创业贷款来说，有的大学生村官户口不是农村户口，因此不能享受到优惠。回到城里贷款，银行往往因为他们所申请的项目涉农而建议去当地贷款。”大学生村官李元仓说，“我们只是村官助理，协助日常工作，并没有管理村务的权力。”村官小张说，有很多好的建议和想法，都只能作为参考意见在会上说一说，很打击大家参与村务管理的积极性。长期下去，很多人就真的成了“摆设”。3年任期，很多人甚至没来得及总结这3年的收获与付出，就匆忙踏上了结婚、生子，寻找稳定工作的路途。
大学生村官中，女村官占50％以上。而女大学生村官所承受的压力更大一些，面对记者的采访，她们顾虑也不少，例如接受采访会不会影响她们以后的去向等。“我马上就要续签合同了，3年的村官经历，肯定酸甜苦辣都有，说出来会不会影响我的前途？”
空间有限难施展
3年的村官经历，总会有一些收获。付义华的收获就是：“要想在农村有所施展，首先要跟村里的领导成为兄弟，让他能够信任我、欣赏我。吃饭的时候，就要多敬领导几杯酒，跟书记的关系比建议本身重要得多，在农村，干任何事情都离不开‘领导’两个字。”在提出的规划并没有像他自己设想的那样受到重视后，付义华开始学着放低姿态，融入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