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中医界反击1929年“废止旧医案”--百年中医沉浮录⑥
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中央卫生委员会”
通过废止旧医案
1929年2月下旬，南京黄埔路1号的卫生部大楼内，迎来了十多位意气风发的客人。他们是新任卫生部长薛笃弼从全国各地礼聘的医疗卫生专家，前来参加全国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
1928年，五院制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卫生部隶属于行政院。首任卫生部长薛笃弼，并非医学出身，他是冯玉祥派系的人，蒋介石出于平衡各方利益将卫生部长职位安排给冯系。薛笃弼上任之初，专门成立了一个政策咨询机构，即“中央卫生委员会”，以为开展卫生行政出谋划策。首届委员会共有17名委员（加卫生部长为当然委员共18名），此次全部到齐。
受聘的委员全部都是西医出身。在当时，所谓“卫生”被理解为纯粹西方医学的概念，故卫生行政大计根本未考虑到中医参与的可能性。然而会议上，却偏偏专门讨论了有关中医的问题，并形成了决议案。
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期从23到25日，共讨论议案49件，其中有4项涉及中医，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字第十四号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人余云岫，浙江镇海人，早年留学日本，颇受日本明治维新废弃汉医的影响，归国后提倡“医学革命”，主旨就是要效法日本，废除“旧医”（指中医）全面推行西医。此次出席中卫会，余云岫的提案全面展开对中医的攻击，历数中医“不科学”，更从医疗卫生行政的角度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所谓断然手段，包括限期施行旧医登记，领执照后方许执业；对已登记的旧医进行新医培训，获得证书才能继续执业；旧医年满50岁以上，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可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期限15年，但不准诊治法定的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禁止登报介绍旧医；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之医学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2月24日下午，“中央卫生委员会”在临时会场专题讨论有关中医的四项提案。按余云岫的说法，他的意见在委员中获得“满场一致通过”，唯一有疑问的是列席会议的几位卫生部行政职员。其中保健司长金宝善提出给中医进行登记的时间过短，医政司长严智钟也赞同，但委员中身份最显赫的褚民谊断然回答：“本还要短，现已算长了。”卫生部政务次长胡毓威又提出一个问题：提案所说检查新闻杂志，是否不合国民党总纲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余云岫回答说：“言论出版等自由，本席虽不懂法律，但我想必定有一点限制的。”最后，会议通过《规定旧医登记原则》共三项，写入25日的会议记录第七项，其内容是：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19年（1930年）底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一个事关中医命运的决议，就这样在中医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过程中只有如何执行的讨论，没有应否实行的辩论。在满座西医看来，那根本是不须辩论的事情。25日，会议结束，踌躇满志的委员们各归本省，等待医学革命的正式开始。
中医药界全力抗争
委员们等来的是一场风暴。
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的一则简讯披露了会议决议的信息。3月4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更是刊出“中央卫生委员会”专刊，以胜利的姿态详载其提案，引起各界震惊。新闻界将之称为“废止中医案”。全国中医药界各团体纷纷函电国民党政府，表示责问和反对。
当时，上海中医药界成为全国组织抗争的中心。神州医药总会、中华中药联合会等40余团体联合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联合全国医药界统一行动。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个省共242个中医团体的代表总计381位，聚集到上海总商会大厅，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
在三天的会议中，大会最后决议案通过了将3月17日定为中医药大团结纪念日（后称“国医节”），并决定组织请愿团晋京请愿。中医请愿团到达南京后，先后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等处递交请愿信，发觉政府各级人士中同情中医者居多。例如行政院院长谭延闿表态说：“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长，不但不废止，而且还要加以提倡。”据说卫生部长薛笃弼在国民党三大会场中也屡遭到代表质问，连冯玉祥都来电批评他。24日，薛笃弼主动宴请请愿代表，宴后表态说：“中卫会议案实有不妥……本部长对于行政方针，以中国国情内为左右，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并深信中医之限制，非政治势力所能收效。”
在全国中医界的努力下，卫生部先后函复各地中医团体，矢口否认称“中央卫生委员会决议案并无废除中医中药之说”，3月25日正式函复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主席团时又说：“查《社会医报》之登载，应由该报负责。”与余云岫撇清干系，并许诺将来会吸收中医参加“中央卫生委员会”。中医的抗争，达到了阻止废止中医议案实施的目的。
1929年中医界的抗争影响很大，《申报》称“其盛况为一年来民众运动所未有”。在斗争中，不难看到中西医各自所处的情势对比分明：一方高踞庙堂，谋划鸿猷；一方通电集会，停业罢市，典型的“朝”、“野”斗争姿态。这个过程，与日本明治维新时几乎一样。但是，与日本汉医一蹶不振不同，中国的中医对斗争充满自信。著名中医陆渊雷在与余云岫辩论时充满信心地说：“试行全国投标大抉选，逼发选票，令国民自由投票，信用中医中药者若干人，信用西医西药者若干人，政府监视开票，吾知信中医中药者，必得百分之九十五，信西医西药者不过五人也。”同样，在全国医药团体大会闭幕宣言中，列举中医的诉求之后激昂地说：“如必欲以莫须有冤狱相加，谓中医为草菅民命，涂炭生灵，视之如洪水猛兽而不容发展进化，则吾人惟有先自引退，静听全国三万万五千万民众之最后公判！”
算起来，在1929年掀起滔天波澜的，实际上只有禇民谊、余云岫等一小群西医，在社会上没有基础。他们所依仗的“科学”，远没有想象中的威力。中医与西医虽然理论相异，但是否构成推行卫生行政的障碍？卫生行政有无兼容两种医学的可能？这是一个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不是照搬外国经验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