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看名师带高徒

柳少逸 山东莱阳复健医院

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可知，扁鹊、仓公二人均得到名师的发现、培养，方得以成为名医。可见“名师带高徒”是造就名医的重要因素之一。

名医收高徒重在人品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仓公淳于意，“少时，喜医药，医药方试之多不验。”“意闻淄川唐里公孙光善为古传方”，“意即往谒之。得见事之，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至高后八年，得见师临淄元里公乘阳庆。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按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明岁即验之，有验，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尝已为人治，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太史公这段叙述，说明了拜名师，得真传，是造就名医的重要因素。同时，在该传之首记有：“越人，少时为人舍长，客舍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迂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閒有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

古代科技知识是以“官学”形式传承，在诸子百家兴起之前，官师政教合一，学在官府。到春秋末期，周朝衰落，为了生计，学者流入民间，于是“私学”兴起，则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于是古代朝廷珍笈禁传之医学知识以“禁方”流传于民间，亦造就诸多济世活人的名医。故尔才有长桑君“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并嘱“毋泄”；公孙光“善为古传方”授仓公，并嘱“毋以教人”；公乘阳庆尽以“禁方书教公”。

《传》中所述，“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长桑君何以知扁鹊为“非常人”，是其以扁鹊对长桑君“常谨迂之”，“出入十余年”的长期考察，认可其人品，而收为弟子，尽传其所学。仓公淳于意先拜公孙光，尽受其精方，公孙光嘱其“毋以教人”。而仓公亦表示“死不敢妄传人。”其后公孙光“为书以意属阳庆”，并告诫仓公：“必谨迂之，其人圣儒。”由此可见，名医收高徒重在人品。诚如郭霭春《医道溯源》所云：“天下有非常之任，必待非常之人。而天下非常之人，乃能克胜天下非常之任。”扁鹊以“天下非常之人，乃能克胜天下非常之任”，济世活人而成为“方者宗”；“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故太史公将二人合篇立传。

扁鹊、仓公高徒也是名医

“师徒传授”在中医学术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两条师承关系脉络：一是长桑君“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这是历史上最早见于史书中的医学承传，且扁鹊有弟子子阳、子豹等；其二，公乘阳庆“悉以禁方予之”仓公，仓公又有宋邑、高期等数位弟子。鉴于阳庆“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说明了仓公的学术源自扁鹊，形成了渊源自有的医学承传体系。故《太史公·自序》中有“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的论述。

《文苑英华》王勃序曰：“《黄帝八十一难经》，是医经之秘录也。著者岐伯以授黄帝，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伊尹授汤，汤历六师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历九师以授医和，医和历六师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章句，历九师以授华佗，华佗历九师以授黄公。黄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讳元字真道，自云京北人也。盖授黄公之术，洞明医道，至能遥望气色，徹视府藏，浇肠刳胸之术。”王勃之论，说明自古医学是师徒传授，渊源自有，代有传人。

扁鹊行医足迹遍及中原诸国，弟子达十余人之多，《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扁鹊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使子豹为五分之熨”，《韩诗外传》有“子同捣药，子明灸阳，子游按摩，子仪反神，子越扶形”的记述。由此可见，扁鹊是有据可查的、较早公开带徒传授医术给弟子的人。

《史记·扁鹊列传》中载，扁鹊得长桑君之术，成为“方之宗”，并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及《难经》传世，并形成了扁鹊之学术体系。仓公得公乘阳庆之传，继承扁鹊学术体系，成为继扁鹊之后的一代名医。扁鹊和仓公是师徒传授模式下形成的名医。

经先秦贤达对扁鹊医学的承传和发展，从而形成了托名黄帝的《黄帝内经》、《黄帝外经》问世，从而形成了以现存《内经》为内容的《内经》医学体系。其后在古医经及《难经》的基础上，王叔和有《脉经》传世。加之先秦托名神农之名的《神农本草经》的问世，及东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而有《伤寒杂病论》的传世，从而形成了以《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四部经典著作为代表的中医学理论体系。

由此，师徒传授是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张奇文教授在《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第一辑前言中所述：要学好中医，除了靠自己辛勤努力外，还必须要经过名师的指教，传道、授业、解惑，只有这样，才能使世代相传的中医药学永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