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者的死亡之路
杀人者与被杀者同样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的命运从未有过交集，最终却在一桩普通的征地拆迁事件中，两败俱伤；整个过程中，双方都越过了正常途径，脱离了法治轨道，并以生命的代价收场
看到妻子顾盘珍被拆迁人员重重打倒在地，64岁的范木根抽出别在腰间的杀羊刀，回身便刺了出去。
这一幕?生在12月3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苏州市通安镇严山村范木根的家门外。最终两人身亡。
其中的一名死者名叫胡玉龙，年仅24岁，是拆迁公司新员工，父母都是下岗职工，中专毕业后，换过多个工作。如果不是这场意外，他明年就要结婚了。
范木根和胡玉龙，年龄相差40岁的两代人，他们因拆迁而相遇，并在面对面的那一刻起，便成了敌人。杀人后，范木根并没有逃跑，而是呆呆的站在原地，等待警察将他带走。最终，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其刑拘。
贫民区里的青年
46岁的王丽是大润?超市的收银员，12月3日早上9时，她换上工作服准时出现在了收银台上。她工作很努力，因为儿子胡玉龙明年就要结婚了，她希望多赚些钱，把儿子的婚事办得风光些。尽管她的工资每月只有两三千块。
王丽的家位于苏州市古城区一个老小区里，街道很窄，两车相错要花上三分钟，半空中电线纵横交错，商贩们沿街摆摊，空气中都是油炸食品和麻辣烫的味道。
小区是80年代建的，是苏州航运公司的退休职工楼，楼道逼仄，没有灯，伸手就可以触碰顶棚。
王丽家是一室一厅，面积40多平方米，是公公留下来的。公公从航运公司退休后，丈夫接了班。当时王丽本人也在航运公司做临时工。1989年9月，胡玉龙就出生在这里。
大约在2001年，航运公司倒闭，丈夫拿了些买断工龄的补偿，做了多年临时工的王丽则没有任何补偿被直接辞退。
一筹莫展的夫妻二人开始再就业。丈夫后来做了小区保安，王丽成了超市收银员，日子一直过得很紧张。胡玉龙初中毕业后没有读高中，而是上中专学习管理专业。
毕业后，胡玉龙的工作一直不稳定，连母亲王丽都记不清他做过多少种工作。胡玉龙最近一份工作是推销酒，但酒厂今年春天关了门，胡玉龙便又失业了。
邻居们都对胡玉龙印象不错，说他很懂礼貌，每次见面都会主动打招呼。小区门口杂货店的老板娘记得，胡玉龙每次来买烟，开口便叫“阿姨”，买完还说“谢谢”。胡玉龙抽的烟很便宜，一般是10块钱一盒的南京牌。
胡玉龙在两年前找了个女友，女方家境很好。胡玉龙因此有点着急，很想找份稳定的工作，多挣些钱，不想被外人看不起。
为了胡玉龙的婚事，王丽和丈夫去申请了苏州市政府的廉价房，政府支付10万多，自己支付10万多。东拼西凑，王丽为儿子买了这套婚房，“结婚总得有个窝吧”，她说不能让儿子和自己挤在这处老房子里。
王丽还东托人西拉关系，帮儿子找了份公交车驾驶员的差事。不过，胡玉龙的一个小学同学拉他去拆迁公司，王丽和丈夫几次阻拦，但因为想和同学在一起工作，胡玉龙还是想去拆迁公司。3个月前，胡玉龙正式入职，月工资2000多元，公司领导还借给他一辆旧汽车，让他开着上下班。
父母深知拆迁会得罪人，叮嘱他拆迁时千万不要跟人起冲突。
最后的钉子户
据新华社报道，2013年10月，胡玉龙所在的苏州中诚拆迁公司，与苏州西郊的通安镇安置补偿办公室签订了委托协议，由他们开展拆迁工作。
上班地点离家远了，胡玉龙因此不常回家。据镇上居民介绍，中诚拆迁公司此次任务很“艰巨”——动员坚守了多年的钉子户，签订拆迁协议。范木根便是其中之一。
范木根家位于通安镇严山村7组。这是一栋普通的二层小楼，灰白色调，木门宽大笨重，门前有一块菜地，种满了白菜；房后羊圈里有二十几只羊，饿得咩咩叫。
范家世代居住于此，现在的房子是范木根1996年翻盖的，花了两三万元，几乎是当时家里的全部积蓄。
房东有条马路，名叫潇湘路，路对面是座无名小庙，里面只有一座观音像。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便有人到庙里烧香求福，范木根的妻子顾盘珍也从不落下。
2003年3月8日，苏州市虎丘区政府在村中?布了一张公告，宣布将对包括严山村在内的十多个行政村开始动迂，为苏州高新技术开?区的建设铺平基础，“逾期不执行者，将予以强制拆除。”
范木根有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大儿子范永海在通安镇上开了一家快餐店，二儿子入赘去了别人家。由于是入赘，动迁办不给其安置房，但范木根认为，小儿子户口还在范家，有权利得到安置房，这也是他一直拒绝签字的理由。
10年过去，范木根成为了严山村最后的钉子户。范家有3市多地，都被征走了，范木根就在门前种点蔬菜，顾盘珍隔三差五摘些拿到镇上卖。范木根在屋后建了羊圈，养了近100只羊。高新区开?步伐缓慢，被征走的土地都荒了，反而成了范木根放羊的好场所。除此之外，他还时常到镇上打一些零工，补贴家用。
邻居的房子陆续拆掉，范木根和顾盘珍生活日益冷清。每到烧香的日子，才有老乡到范木根家坐一坐，喝上杯水，叙叙旧。
整个通安镇，自2003年实施拆迁以来，共涉及3736户，截至今年12月3日，已经拆除3698户，占总户数98.98%。
恐惧与防备
胡玉龙所在公司的5名拆迁人员，第一次到范木根家是在2013年10月末。
他们先是请范木根去动迂办谈判。动迁办当天与范木根谈的价格是75万元，范木根当场没有同意，不过回到家后，经家人劝说，他基本同意了这个条件，并准备第二天去签字。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熟睡中的范木根夫妇被破碎的玻璃卢惊醒，他们看到有人影从窗前跑过——玻璃是被人砸碎的。
但是，范木根第二天依然去签协议了。不过，大儿子范永海说，父亲?现拆迁协议的补偿款又变成了71万元，很生气，没签字就离开了。
鉴于前一夜?生的事情，范木根认为住在家里已经不安全，便让妻子去大儿子家里住，自己则去了北京。临行前，他把家里的大部分羊卖了，只剩二十多只，顾盘珍白天回去照看。
11月初的一天，顾盘珍回家喂羊，被拆迁人员堵在了家中。顾盘珍回忆，那些人没收了她的手机，吃了家里的山芋和鸡蛋，不让她出门，把家里的杀羊刀、菜刀、钉耙等农具都扔到了门前井里。顾盘珍知道这些人是来逼他们签字的，但她表示，丈夫不在家，她做不了主。直到当天下午6点，拆迁人员才让她回到了大儿子家。
不久，范家的羊莫名其妙少了两只，玻璃再次被砸，电线也被破坏。
这不是范木根一家的经历，附近村里的钉子户也都反映了类似事件。珠庄村的钉子户、63岁的顾纪福说，他是在被“软禁”多日后，去动迁办签了字，时间就在11月中旬；平王村的曹天水一家也曾被拆迁人员困住，不许走动，在家中搞破坏，“还把我家的鸡烤着吃了”。曹天水最后终于同意签字。
他做了一个大胆决定——提交了一份《依法持枪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所居住的地方已成为故意破坏百姓房屋，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犯罪的重灾区……我渴望依法拥有枪支，保障自己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我保证不伤害无辜”。
顾盘珍说，范木根把申请书分别寄往三处，她不知道具体寄往哪里，但她确信几天后范木根收到了回执：依法持枪申请未被允许。
老木根
出了拆迁这件事，范木根加入了苏州拆迁访民队伍，还得了个“老木根”的名号。一是因为他年龄大，二是因为他话不多，甚至有些木讷。
10年来，范木根去了十几次北京，每次一般十多天，但从没有回音。
范木根小学文化，出身贫寒，年轻时和哥哥都当了兵。哥哥去新疆，他去了内蒙古。4年后，范木根复员回到家乡，正好赶上“文革”。当时外面有一些关于哥哥的传言，称其生活不检点，哥哥不堪受辱，吊颈而亡。范木根成了家里顶梁柱。
利用在部队学的知识，范木根当了村干部，后来又调到镇里矿上，成为工人。1981年二儿子出生后，属于超生，他因此丢了工作，重新回村务农。
范木根保留着成长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倔强。他每天必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生的大事；家中墙上一直挂着一张毛主席年轻时的照片，上面写着：“最高指示，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儿子说这张像有几十年了，他几次要扔掉，父亲都不肯；村民们也说，范木根遇事爱讲句公道话，尤其在拆迁的事情上，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拆迁办的人。
“他是当过兵的，不主动欺负别人，但也不让人欺负。”一位村民这么形容范木根的性格。
不过顾盘珍说，老夫妻俩其实一直很害怕，写遗书或申请持枪许可，不过是范木根给自己壮胆，因为他们在外躲避期间，有人来砸玻璃，其中一块玻璃正好落在丈夫的枕头上，如果在家，可能命都没了。
以死亡的代价
12月3日上午10时许，范木根正在洗澡，曾来过他家的5名拆迁人员又来了。顾盘珍赶紧用桌子和木棍顶住门，拆迁人员不停在门外踹门，并喊：“终于把你们堵住了！”
此时，范木根洗完澡，朝门外喊话：“你们做不了主，不要逼我，你要这样逼得我没有办法，我可拿刀了。”
范木根随后报了警，并打电话通知儿子范永海，希望儿子能把他接走。
11时左右，范永海连同几名亲属赶到，5名拆迁人员走过来与他攀谈，范永海说谈不拢没必要谈。此时，四名辅警也赶到现场。
范木根见儿子带了人，就把杀羊刀别在腰间，想开门离开。门一开，就有四名拆迁人员冲上来架住了他，并想把他拽走。辅警上前劝说，但拆迁人员并未放手，双方一直拉拉扯扯但没有肢体冲突。
这时，一辆面包车突然疾驰而来，从车上下来3人，手持伸缩棍，下车后便开始殴打。范永海左眼角受伤，范木根头部中棍。为了保护丈夫，顾盘珍看到伸缩棍朝丈夫袭来，下意识地伸出胳膊去挡，被直接打倒在地，后经诊断其右手肱骨骨折。
看着妻子和儿子被打倒，范木根抽出了藏在腰间的尖刀，回身便刺了出去。
据虎丘警方通报：40岁的柳明带领胡玉龙等人持伸缩棍到现场，双方?生扭打。其间，柳明等使用伸缩棍对范木根及其妻子、儿子等实施殴打。同时，范木根掏出尖刀刺中胡玉龙胸口，又追上柳明连刺两刀。胡玉龙被送至医院时已经死亡，柳明经抢救无效死亡。
大约中午12点，正值休息时间，王丽刚刚回到更衣室，便接到了丈夫的电话。“儿子出事了。”丈夫说。王丽最初还以为是出了车祸。
胡玉龙的遗体被运至殡仪馆三天后，王丽和丈夫才得以见到。她的世界崩溃了，整天以泪洗面，哭肿了眼，哭哑了嗓子。她给儿子在家中和殡仪馆各设了灵堂，很多朋友来吊唁，也有不少花圈。
王丽始终不相信儿子会出手打人。她说，玉龙是最后去的，是“替死鬼”。胡玉龙不久前还向她承诺，干到年底就不干了，换一份安稳的工作。
案后，虎丘区拆迁管理办公室主任沈锦龙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双方签订协议明确约定，拆迁公司工作人员应遵纪守法、文明和谐地开展工作，如工作人员在工作时存在违法违纪、侵害他人人身及财产的行为，应由拆迁公司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12月9日，王丽挣扎着去了派出所，为她刚满24岁的独生子办理户籍注销手续。身份证上的胡玉龙，四方脸，面容清秀，带有孩子般的稚气。
范木根的房屋依然孤零零地立在田野上。它成了一个景点，每天都有四邻八方的人来围观。警方从井里捞出了菜刀，其他物件还在打捞。
屋内墙上的日历停留在了12月3日，在日期的绿色大字下方，用小字写着：十一月小，初一日；宜：宴饮、协议、买田、买地，忌：求医、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