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柴大王刘鸿生
火柴大王刘鸿生
19世纪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到这“十里洋场”来闯天下的，不但有外国的冒险家，也有中国的冒险家，其中就有一位名叫刘维忠的浙江定海人。他在上海宝善街开设了一家供人看戏饮茶的“丹桂茶园”。凭着他在上海滩混的好人缘，把三教九流都应酬得满意了，所以生意还算兴隆。他的儿子刘贤喜，经人介绍，在招商局的轮船上做总账房，除了每月优厚的薪水，还经常利用轮船往来的便利条件夹带私货贩卖，从中牟利。因此，刘家十来口人在上海的生活，远远超过温饱有余了。
1888年，按当时的说法，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吉年。就在这一年，刘贤喜的儿子出世了。祖父刘维忠喜出望外，认为这个生在大吉之年的孙子，将来一定能够大展鸿图，前途无量，所以给孙子起名“鸿生”。小鸿生长得浓眉大眼高鼻梁，刚开始念书，就显出过人的聪明，功课总是全优，深受父母宠爱。不幸的是，小鸿生7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逝。尽管哥哥继任了轮船账房的职务，收入却大大减少了；同时，由于祖父年迈，茶园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全家十几口人生活顿时紧张起来，不得不靠上当铺当东西来补贴家庭日用。小小的刘鸿生，每当看到母亲的一脸愁容，心头就蒙上了一层阴影，体会到了艰难的滋味。
虽然家中交学费已经十分困难，母亲仍然不愿意让聪明好学的儿子失学。她想方设法，让刘鸿生继续读书。刘鸿生13岁进圣约翰中学，4年以后又进入圣约翰大学深造。他发愤苦读，各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不但可以免交昂贵的学费，而且每月能领到奖学金。
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刘鸿生不得不提前结束他的求学生涯。大学二年级时，美国校长决定送他到美国去学习神学，学成回校担任牧师兼教英文。这样的机会，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刘鸿生却有自己的主见，他不愿学神学，当牧师。培养他上学的母亲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牧师。刘鸿生拒绝了校长的安排，结果竟被开除学籍。
18岁的刘鸿生，被迫走上了谋生的道路。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当过教员，当过翻译，虽然能维持生活，但他总觉得这些职业不符合自己的志向。1909年，刘鸿生经友人介绍，进入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当“跑楼”，也就是跑茶楼推销煤炭的推销员，因为当时上海的煤炭交易都是在茶楼里进行的。他腿快嘴勤，态度和蔼，不欺不骗，及时供货，很受用户欢迎，使开平煤炭在上海能够畅销。不久，他就被委任为开平公司驻沪售品处的一号买办。公司还与刘鸿生签订了为期30年的经销合同，规定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到南京浦口的广大区域，为刘鸿生的独家经销范围。后来，又把运输煤炭的任务也交给刘鸿生，刘鸿生获得的利润也就更大了。短短几年时间，刘鸿生成了友洋财的“煤炭大工”，不但积累了100多万两银子的资产，而且积累了开拓市场的实际经验。但是他也深切地感到，中国人总是被外国人看不起，总是要受外国人的气，而这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工业，科学技术水平不高。作为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他决心为国为民做点事——创办中国的民族工业！而他所有的资金和经验，正好成了他创办民族企业的坚实基础。
1919年，刘鸿生迈出了第一步——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公司。
刘鸿生首先选择火柴工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长期以来，中国人是用火石、火镰取火的，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使用从欧洲传来的火柴，所以过去中国人把火柴叫做“洋火”。1879年，广东佛山县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此后几十年中，中国人虽然办了不少火柴厂，但由于原料贵、税收重、技术落后，竞争不过进口火柴，大半都垮台了。刘鸿生的岳父叶世恭，就在上海开着一家燮昌火柴厂，处境也很艰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火柴数量都大为减少；加上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奋起抵制日本货，提倡国货，全国各地又兴起了办火柴厂的热潮，在短短几年中，全国的火柴厂就增加到100多家。刘鸿生也认为，投资办火柴厂，机器设备简单，大部分工序是手工劳动，所需资金少，风险也就比较小；同时，火柴又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又低，销路不成问题，经营得好，一定能获得高额利润。
鸿生火柴公司实行的是股份制，刘鸿生任总经理。因为上海已经有了5家火柴厂，所以他决定将鸿生火柴公司的厂址定在苏州。
工厂扩大了，可产品质量的提高仍然是一个难题。刘鸿生深知，要扩大销售，扭亏为盈，不解决火柴生产上的关键——化学配方问题是不行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查阅有关火柴生产的各种资料，对于火柴生产全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基本上都能把握住了；可就是这个化学配方问题，由于外国人封锁资料，他始终不得要领。
刘鸿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攻克这个难关。这时，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沪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化学博士林天骥。两人一见如故。刘鸿生对林天骥诉说了自己办火柴厂缺乏人才的难处，并当场决定聘用林教授为总工程师，聘金每月1000银元！林天骥一来为刘鸿生振兴民族实业的精神所感动，二来如此之高的聘金，在中国企业界中也是少有的，所以欣然答应下来。
林天骥到厂后，在刘鸿生的支持下，和技术人员一起，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而且远销越南等地，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
鸿生火柴公司也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经过反复思考，刘鸿生认识到，指望别人都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是实行自救——也就是将同行业的各个公司合并起来，以减少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共同抵御瑞典火柴的侵入。第一步可先把长江流域的所有火柴厂合并，然后再向全国扩展。他首先选择的是荧昌和中华两家。这两家火柴厂加上鸿生公司，在江苏呈三足鼎立之势，如能实现3厂合并，就足以控制整个江苏的火柴工业。
刘鸿生登上了“火柴大王”的宝座。
紧接着，刘鸿生又马不停蹄，先后合并或购买了九江、汉口、芜湖等地的火柴厂，资本日益雄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在同行业中的威信步步提高。上海各大银行因为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地位，也纷纷主动向它提供贷款。
刘鸿生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他喜欢一句外国谚语：“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在发展火柴工业的同时，他还先后创办了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炭公司、章华毛纺织公司等，并投资银行、保险业务，成为集轻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于一体的实业巨子。也就在1930年，刘鸿生在上海四川路建造了一幢8层的企业大楼，将公馆也迁到8层楼上。经过多年摸底、选择，他已网罗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管理专家和技术骨干。在他们的协助下，刘鸿生坐镇大楼，足不出户，就可以对所有企业实行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就像一个拥有千军万马的统帅，春风得意，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顶峰时期。
可是，30年代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波及中国，城乡经济一片萧条。而日本对中国实行商品倾销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情况的恶化。刘鸿生的企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勉强维持到1935年，终于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那时的上海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厂家关门倒闭、厂主自杀的新闻。“刘鸿生要倒”的流言也不断传出，银行、钱庄天天有人登门催还贷款，连刘鸿生的弟弟也认为他再也爬不起来了，硬要从哥哥那里提走他的现金存款。刘鸿生无法，只好拿出银行股票给他做抵押。
走投无路的刘鸿生，来到了宋子文公馆，希望宋子文能不忘当年老同学的旧情，替他将全部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换取资金渡过难关。宋子文躺在沙发上，看也不看他，冷冷地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鸿生忍痛回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哪知宋子文嗤地一声笑了，不屑地说：“你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刘鸿生又气又急，掉头就走了。
然而，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刘鸿生，就像所有有骨气的民族资本家一样，有一股不甘失败的硬气，只要还有一丝缝隙、一点光明，他也不放弃求生存图发展的努力。终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伸出了支援的手，答应将他们银行贷给刘鸿生的一笔贷款延期一年偿还。这样，刘鸿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为了彻底摆脱危机，刘鸿生选定了自己的核心企业——火柴业作为突破口。当时，国内火柴业面临着洋货倾销、内争激烈、市场紧缩、价格猛跌的局面。刘鸿生仔细谋划，采取了“联华制夷、联美制日，发展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的步骤，以求达到限制生产、制止倾销、稳定价格的目的。
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1936年3月，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正式成立，总经理为刘鸿生。社章规定，总社有权对各社员分配生产指标，社员产品交由总社统一发卖，社员不得请求退社。这就有力地限制了日本火柴的走私和偷制，而且也减轻了国内厂家之间的矛盾，使得火柴销路渐趋稳定，售价也有所回升。这一年，大中华火柴公司终于改变了亏损局面，盈利额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接着，他又在水泥行业中采取了类似的“联华制夷”方针，稳定了国内的水泥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在国内外同行业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刘鸿生主张国内同业联营，共同抵制外国资本人侵，对保护与抢救民族工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后，在世界经济复苏和全国农业丰收等有利条件的刺激下，国内经济形势大为好转，刘鸿生的各种企业都开始转危为安，进入又一个高峰。